换句简单粗暴的话来说，即朱厚照早已考虑如何朝这天下士绅们动手，如何强制或威逼这些特权阶级放弃自己的特权地位，并同样为大明王朝做出自己的贡献。
五日之后，户部拿出了自己的意见，朱厚照还没看完就将奏折扔在了一旁，户部的官员们终归还是士绅阶层，其思想上自然是向着特权阶级的，其实对这一情况朱厚照早有心理准备，而且他十分清楚，这一现象是自太祖就默许存在的，到现在王鏊任户部尚书、王琼任户部左侍郎的情况下仍无改进。
最终朱厚照决定先选三个地方进行试点改革，实施者就选择锐意改革之辈且有志于行大刀阔斧之策且敢向顽固势力动手的循吏。
在朱厚照又一次召开御前会议并经过一番商讨后，朱厚照与内阁重臣决定暂时在秦地实施摊丁入亩的税赋改革政策，秦地商业经济不发达，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士绅阶层都以土地为生，但土地几乎都被士绅或富农所占有，而承担着赋税缴纳任务的百姓则占据着少量的土地。
正因为这样，造成百姓一直无地可种，而朝廷也一直无赋税可收，根据东厂和锦衣卫的调查，秦地庶民中，有田者十不存一，无田者却占据十九之数，而且很多时候已经没有办法找到田地主人，按户收税已然不现实。
而通过按田亩征税的方式来代替按丁征税的方式则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并可以使得大量无地农民免掉徭役赋税的负担，能更自由的将劳动力发挥在其他行业，逐渐实现由农民向工人阶层转换。
当然，朱厚照没有打算在按田亩征税时就加派赋税，这是后世满清干的事情。
据史书所载，后世满清政权建立之初，战火仍在燃烧，百姓死伤流亡甚多。明末天启三年，全国在籍人口尚有五千多万人，而到清顺治八年，却只剩下三千余万人。明万历年间，在册耕地为八十多万顷，而到清顺治八年，则只剩下五十多万顷了。山河残破，经济凋蔽。且阶级矛盾十分严重，国内大小起义暴动数十起。清朝统治者为了招抚流亡，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缓和阶级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巩固政权，毅然抛弃了关外的赋役制度，看中了大明曾经小试过的“摊丁入亩”制度。
清初，明代原有的户部税役册簿大量地毁于兵火，清政府便以仅存的《万历条鞭册》为依据，进行赋役的征发。在其征发的过程中，清朝统治者逐渐体会到了《万历条鞭册》中某些“摊丁入亩”措施的合理性，加之在康熙后期，国内土地兼并严重，“一邑之中，有田者十一，无田者十九”。土地兼并又造成大量的人口流动，不少人丁聚而复逃，“丁额缺，丁银失，财政徭役以丁，稽查为难，定税以亩，检核为易”。
他们主张，“丈地计赋，丁随田定”，即实行“摊丁入亩”，以期通过采用赋役合一的办法来消除前弊。土地确实是完整的、稳定的，而人口却是变动的，因此，按田定役或摊丁入亩的制度就比按人丁定役的里甲制度要稳妥和适用。清朝也是顺应晚明的这种趋势，即本着明朝役法改革的精神，更为广泛地推行“摊丁入亩”，以用田编役之法逐渐代替了里甲编审制度。
清康熙年间，“丁随粮派”或以田摊役的地区，在全国全面颁行了摊丁入亩之制，饬令各省奉行。这样，将丁役银负担从人口方面全面转向土地方面，以减轻贫民疾苦，稳定社会秩序、稳定财政收入的役法改革就势在必行了。
由此可以看出，秦地的情况与后世满清进行摊丁入亩税收制度改革之时的情况基本一样，只是朱厚照所要进行的改革与满清所不同的是，大明不会因为摊丁入亩改革就加派赋税，朝廷依旧对秦地实行低额度的征税模式，这样可以减轻对富农的剥削，使得他们不至于太过反对税收制度改革，也使得他们不会放弃土地去给地主家当佃农或者进城做工，那样的话整个秦地的农业经济只怕就全被士绅阶级控制了。
在没有废除所有士绅阶层的特权之前，朱厚照还不能指望在秦地能增加多少收益，凡事循序渐进，此次摊丁入亩先解放大量秦地无地百姓也算是第一步了，毕竟凡事都是开头难，朱厚照相信，随着大明的发展，一切都会越来越好的。
除此之外，朱厚照还打算在山0东实行官绅一体纳粮，之所以选择在山0东，是因为现在大明朝廷控制力比较强的北方诸省中，山0东的士绅集团最为强大，而且很多都是多年来根深蒂固的大乡绅，同时也是最难对付的几个大乡绅，如孔衍圣公府，因为几乎每个朝代都对他们恩宠有加，包括后世的清王朝。
山0东的孔家算是天下士绅的代表，在朱厚照看来，只要在山0东逼得孔家等大乡绅承认官绅一体纳粮，以后推广到其他省份时，遇到的阻力才会小。
再则就是征收商业税，实际上朱厚照在设立工商局的时候就考虑过这个问题了，工商局加上税务局，再加上皇家工业公司与银元铸造，所做的这些就是为征收商业税做准备的，皇家工业公司作为试点单位，京师作为试点城市，这几个月以来的表现令朱厚照明白，在此时正式征收商业税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除了对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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