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丁在年”这三个字再次出现的时候，张凡的瞳孔收缩起来。
他第一次见到这个名字，是前不久，孙传庭在广州的奏疏中。
那是何崇义等人在招供的时候，提到的名字，提到的是反叛者的最高情报人员。
崇祯说道：“都出去，刘德才留下。”
所有人都出去了，不过除了刘德才，红娘也留下来了。
因为红娘现在是军情处最高情报人员。
崇祯十二年的军情处，已经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庞大的情报组织。
它的存在，是在暗处的，甚至连内阁也敢肯定它是否真的存在，就更别说其他的官员了。
对国内最近突然涌现出来的这股隐藏在暗处的反叛者，张凡已经开始用军情处的情报密切侦查。
崇祯继续问道：“这个人亲口跟你说他要谋反？”
“倒不是亲口跟草民说，他说了一些话，让草民认为他要谋反。”
“什么话？”
“他说，朝廷在未来，会杀掉一大批商人，说商人现在应该联合起来自保。我就问他通过什么方式自保，他说只有加入他们，才能自保，才能活下去。”
“加入他们？”
刘德才连忙说道：“草民绝对没有加入他们，草民绝对不敢做这种事。”
“他们是谁，在哪里，想要做什么？”
“他说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自由的世界，而不是被……被……”
“被什么？”
“被皇权压制的世界。”这句话，刘德才说的很轻，仿佛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才说出来。
明末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
世界的近代史在明朝开端，大航海在明朝拉开序幕，欧洲的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荷兰，在明朝时代建立。
而明末，受到大航海空前的影响，商业的空前繁华，以及行政机能日益崩溃使得明朝逐渐从大政府退化成小政府，进而失去了对言论的控制。
以至于，言论竟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
官员们在朝堂上骂人，下野后，就开始著书立传讽刺朝政。
儒家在明末其实已经走入死胡同了，它没有解决饥荒，不能解决战争，更不能解决日渐扩大的财富差距，最后，连朝廷的财务危机，也束手无策。
许多知识分子，已经开始对儒家有反思，对君主专制有反思。
例如正统历史上，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这三个人都算是君主立宪派。
黄宗羲是继承先秦民本思想，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想，经济上主张“工商皆本”。
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帝制国家，到清朝，这个过程中，皇权都是不断集中的过程。
最开始的秦汉，有权力极大的丞相，丞相开府而治，百官去丞相府商议国家大事，丞相既是政令的策划者，也是执行者，还是决策者。
后来汉武帝为了遏制丞相的权力，才开始建立内朝。
而到了隋唐三省六部，丞相的权力已经从一个人身上，分到三省多个人身上，相互制衡。
到了明朝，朱元璋干脆把丞相给废掉了，所有的正规流程权全部集中在皇帝身上，哪怕是一个小县里要杀一个杀人犯，也要报到北京，由皇帝亲自在名单上打勾，才能生效。
君权在这个时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集中。
但是又因为皇帝一个人的精力有限，即便再出现20个朱元璋，在明末这种社会多元化发展的时代，也不可能处理完政务。
所以，在万历年间，万历自己三十年不上朝，导致国家一半的行政官员空缺，很多地方几乎出现了行政空白。
若是有宰相的存在，可能万历年间的动荡会得到极大的缓冲。
其实从万历年间，精英阶层就开始反思变态的君权集中对国家的危害。
它间接地让明朝从一个大政府变成了小政府，失去了对地方上的有效控制。
只要没有人威胁皇权，地方上想怎么收刮就怎么收刮。
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加之商业的空前繁华，明末诞生了君主立宪的思想。
既然正统历史上，就有人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思想，在张凡改革是十几年，商业空前发达的大时代下，有人想要限制君权，这也可以说是必然出现的现象。
再加上，这些年的改革，张凡杀了太多人。
历史的车轮的确在向前方滚动，天下人已经开始接受新政，但这并不能说明，所有人都接受皇帝。
“继续说下去。”
刘德才吓得全身冷汗直冒，他继续说道：“丁在年说，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非朱家的天下，若不推翻朱家，不久之后，皇帝还会继续举起屠刀，杀死更多人，他会杀死一切不服从他的人，甚至杀死服从他的人，只因为他认为那些人损害了皇家的利益。”
这些话，在平时，给他一百个胆子，他都不敢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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