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理也很简单：按照甄宓之前在长安种地、给百姓包销新鲜蔬菜的经验，特大城市周边的地，未来都可以全种蔬菜，农民自己的口粮都靠外面运，他们只负责提供难以长途储运的、易腐的新鲜蔬菜。
如果雒阳旁边田不够，未来这里有几百万人，河洛平原两千万汉亩都种上了新鲜蔬菜，还不够河南尹本地人口吃，那雒阳人在吃菜问题上就会陷入内卷。
蔬菜会涨价到“让雒阳最穷的那批人因为买不起、放弃吃新鲜蔬菜的念头”为之，靠市场的无形之手价格杠杆来倒逼压制穷人的需求。
如果要从虎牢关外运蔬菜过来，那对不起，船只几次倒腾转运、码头仓储等船……这些都要时间，一路上多拖延几天，要腐烂掉多少？或许从酸枣运来的蔬菜，一大半都腐烂了，除非做成咸菜，否则运过来损耗极大。
这就是特大城市周边农田的额外宝贵性所在，它提供的是特大城市市民“吃到本地菜”这个刚需的唯一解决办法。在没有冷藏保鲜技术出现之前，对首都地区的国民生活水平至关重要。
所以，一座百万人口的城市，往高处干燥之地选址、把河谷耕地让出来，收益绝不是账面上那么多耕地那么简单，要乘好几倍。
而这一切的好处，代价就是要拿出五十亿，修高架！一桥飞架南北，从原本伊洛河上凌空而过，从河谷南岸的伏牛山架到北岸的邙山。
中间本来按自然法则该快速下降的水位，逼着它不立刻下降，用石头高架托住，把最后九成落差省到飞到邙山山坡上后再有序降，落差用在刀口上！
另外，黄河水基本上不能用，这个选项不出意外的话不用考虑太多。因为黄河水从雒阳旧城上游的小平津渡往上、出了峡谷之后，水流就很平缓了，黄河短途内可利用的落差不大。
要高架引黄河水，那得从小平津再往上游就引，相当于后世雒阳孟津县的“小浪底水库”那个位置。这个距离就比从伊阙引伊水还远成本还高了。
而且黄河水到了下游也比较浑浊，虽然汉末安定郡和上郡、北地郡还没被破坏成彻底的黄土高原，但黄河水肯定也是不如伏牛山段的伊水清澈的（伊水这一段的水质，可以去看看后世雒阳龙门石窟景区的伊川水，就是那一段）
这方面，李素也是倾向于让未来首都人民尽量喝干净水的，早期稍微多花点钱就多花点了。
后世21世纪，东海之滨的吴越省，为了确保“让省城人民喝上优质水”，不也是舍近求远，从钱塘江上游的千岛湖水库就直接修高架拉专线水管到钱塘城里，也就是那个“农夫山泉有点甜”的取水地。这样的行政决策考虑不胜枚举。
不过，既然是千年大计，为了稳妥，李素到时候如果决定要实施，还是会额外拨出一笔地理勘测考察费用，找很多专业的测量员把引黄引伊方案的可行性都精确计算一下。
五十亿都花了，也不差几个亿的设计勘测费，当然要优选最实事求是的最佳方案，不能拍脑门决策。对于设计师和测量员的价值，也要充分尊重和肯定。
当然，最后真决定修了高架水渠，后续使用过程中，每年也要再给点日常清理维护费，但这个钱跟造价比，绝对是非常便宜的。
毕竟别说罗马帝国了，便是更早几百年的罗马共和国时期修的石头高架水渠，一直到刺客信条艾叔的时代、大航海前夕，都能保存下来大半遗迹，21世纪人去意大利旅游，还能看到一些。
坚固的石砌拱圈建筑嘛，只要别刻意搞破坏、不养护，千年不倒都正常的。
现在，一切的决策关键，就回到了能不能掏这五十亿、什么时候掏得出来的问题了。
李素犹豫思索技术细节的同时，旁边颇有大局观的诸葛亮却是先反应了过来，诸葛亮很果断地劝说：
“李师，您犹豫不决，是觉得这个方案，技术上有重大疑问么？”
李素回过神来，谨慎评估：“有点小疑问，不大，主要是钱的问题。”
诸葛亮一挥手，让马钧先退下，同时让工曹从事桓阶也退下，不能听后续的机密谈话。
然后诸葛亮才单刀直入地劝谏：“既然只是担心钱，那就先把新城选址最终敲定下来吧。您也说了，这是未来国都有数百万人之后，才要担心的事情。
现在您刚造新城，第一年都未必造得完，刚造好，前两年最多也就十万二十万人住。人少的时候，用水怎么都好腾挪解决，让百姓自己各想办法便是。
我们既然技术上有了把握，那便是有了一个兜底的下限，心里不慌了。前面也说了，雒阳人口多起来、陛下把朝廷迁回，至少都是三年之后。
以袁绍、曹操如今的局面，三年后袁氏肯定是灭亡了，曹操能不能收拾干净还不好保证。但到时候朝廷的财政压力必然比现在少很多，军费可以比巅峰时缩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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