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的此举标榜为继谭公延闿之未竞事业，甚是正大光明无可指责。
同时，赵恒惕还下令恢复了湖南省内的各级议会，进而改选了各级议员；一时间，在赵恒惕的主导下，民主选制在湖南境内倒是有模有样地展开了。果然，在依据《湖南省宪法》进行的选举中，赵恒惕顺利当选，并因此获得了民选省长的美誉；至此，湖南的军政大权就集于赵恒惕一身了。
赵恒惕主政湖南后，也同谭延闿一样，感到自己是生存于南、北两个民国政府的夹缝中，日子并不好过。为此，他在谭延闿主张的湖南自治基础上，进而《通电》倡议联省自治了。
《通电》道：“湘省地处要冲，迭遭变故，今划分军民两政，民选省长，赶制省自治法，以开先路而肇初基。苟省悉能自治，则地方有各自发展之能；苟省互为联结，则举国有提挈并进之道；行此联省自治，方可富民生，强国力，图久安。”
赵恒惕的联省自治倡议，得到了四川的刘湘、广东的陈炯明等人的响应，不由得飘飘然了；于是，赵恒惕又派人赴湖北游，希图将这个近邻也拉入联省自治的圈子中来。
然而，此时的湖北人所关心的却是如何将湖北督军兼省长王占元赶走。
王占元是山东馆陶人，自从一九一五年底主政湖北以来，在鄂地搜刮了大量的民脂民膏，用于到津、沪等地租界内置产；比起湖南的张敬尧来，王占元可谓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也就令鄂人恨之入骨了。
因此，当湘人在“湘人治湘”的口号下驱逐了张敬尧后；鄂人也欲效仿，以“鄂人治鄂”为号召，将王占元驱逐出湖北。
但是，因鄂人中没有能呼风唤雨之辈，也就只有所思而没能所为。而今，赵恒惕派人入鄂；倒令鄂人想到了何不借助于湘人之力，以达驱逐王占元之目的。
于是，曾任南京临时政府陆军次长蒋作宾受众鄂绅之托，入湘游赵恒惕了。
蒋作宾见到赵恒惕后，竭力游他出兵湖北，帮助鄂人驱逐王占元；并许诺“驱逐王占元以后，湘军可在鄂南驻兵两个师，其军饷则由鄂人供给；且汉阳兵工厂所制军械，亦可供湘军使用。”
赵恒惕闻有如此优厚的交换条件，不由得动心了；且又暗思，此事若成，非但能得此实惠；而且还能将北洋政府的势力从湖北迫退，消除对湖南的直接威胁，并让湘军势力拓展到湖北；如此，有了湖北这块缓冲地与挡箭牌，湖南也就安稳多了；如此的好事，何乐而不为？
于是，赵恒惕当场拍板做出决定，应允了鄂人所邀，立即出兵湖北。但是，因此时的湖南已有了一部所谓的《湖南省宪法》，如此大事须经省议会审议通过后方可施行。于是，赵恒惕即致函湖南省议会，将援鄂之事交付审议；函曰：“湘鄂本为一家，鄂民请求拯救，情词迫切；吾省为崇民意，顾全邻谊起见，乃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援鄂’。”
赵恒惕所述似是有理，湖南省议会也就审议通过了。
于是，一九二一年六月，赵恒惕派遣了一支援鄂军，以湘军第一师师长宋鹤庚为援鄂军司令，由岳州出师进军湖北。同时，赵恒惕将近千名鄂西民军改编为湖北自治军，让鄂军中有名气的湖北麻城人夏斗寅出任湖北自治军司令，作为先锋部队。
王占元闻报湘军来攻，赶紧调兵遣将；任命鄂军第一师师长孙传芳为前敌总指挥，率部抵御湘军。
孙传芳受命后，即从驻地荆州移防，日夜兼程前往抵敌。不日，孙传芳率部抢先抵达鄂东南的崇阳、通城地区，即在蒲圻、羊楼洞、赵李桥等地布下了三道防线。待等湘军到达，孙传芳已严阵以待了。
宋鹤庚见鄂军已有所备，只得马不停蹄地就对鄂军发起进攻。
此时，湘军兵力数倍于鄂军；然而，孙传芳硬是顶住了湘军的多次进攻，两军激战八昼夜却难分胜负。
宋鹤庚想不到鄂军中竟有如此悍将，只得与孙传芳在崇阳、通城等地对峙了。
就在湘、鄂两军难分难解之时，第一个响应“联省自治”的四川督军刘湘前来协助赵恒惕攻打湖北了。因王占元调兵抵御湘军，部署在鄂西的兵力显得空虚；刘湘则乘虚而入，由万州出发经奉节入鄂，东进直取宜昌。
鄂军两面受敌难以抵挡了，王占元赶紧向吴佩孚求援。
湖北位于华中腹地，南邻湘、赣，西接巴蜀，北靠豫、陕，东通苏、皖，可谓是南北要冲、东西通衢之所在；且又是直系发祥之地及大本营所在，岂容再失？因此，吴佩孚闻报湖北危急后，也急欲发兵驰援。
然而，因王占元是山东人，与皖系首领段祺瑞有理不清的纠葛；然因，此人能见风使舵，游离于直、皖、奉等军阀之间且能左右逢源；故而，在段祺瑞倒台之时，王占元却倒向了直系，这才保住了湖北督军之位。
但是，吴佩孚对于王占元看不顺眼，早就有换乘之意，只是苦无藉口。而今，湘、鄂两军交火了，迫使王占元主动求助，吴佩孚觉得机会来了。
再，湘、鄂之战也正是缘于非湖北人的王占元肆无忌惮地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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