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春以来，成都商业极其疲滞，手工业多紧缩范围减少雇工，工人失业者甚多。棉织与丝织两业失业工人已达五千人以上，缝纫业失业亦不下四五百人，其他如染房街之骨货工人，东御街之铜货工人，亦多无工作可作，铁路公司三倒拐鞋铺，全街铺户一百余家除学徒外，雇用工人不及十人，由此可见一斑，其他行业工人失业者更不知若干……”
短短几行，寥寥数语，成都便犹如人间地狱一般。张謇自然知道经济形势不容乐观，却没有想到居然已经差到了如此地步。这倒也不能完全怪他，一来实业部的目光总是死死的盯着经济最达的江浙，于内地关注极少，再者许多已经日渐凋敝的行业本身也不是实业部所关心的所谓要害部门，而被张謇忽略掉的是，正是这些看似规模极小的行当，聚集了中国人数最多的工人。===由于出口受阻，许多沿海沿江开埠口岸的企业不得不将大量产品销往内地，去与那些小作坊争市场，基于本身的巨大优势，他们如此做自然是无往不利的，一时倒也看不出萧条，然而那些内地诸如成都的工商业展则越的不景气，商号、工厂之裁员与倒闭时有所闻，工人们亦自是朝不保夕，时时面临失业的危机了。
工人收入的低下决定了他们的家庭规模不会过大，且生活是极其贫困的，其家庭地消费水平也是极低的。工作不外乎求个温饱而已。另一方面，经济收入状况也是决定家庭结构和人口多少的一个主要因素，收入相对低下的工人等城市社会阶层的家庭规模也就相应较小。综合多方面地考察，可以推测成都的工人家庭规模以四人左右者居多，还另一项调查还显示此时成都工人家庭中成年男子比例极高。按照刘仰岳的推测这大约该是“因为收入低微的家庭中不能生产者或不必要居留城市者，均居留乡间，以省开支”之故。张文英并不清楚刘仰岳的推测是否有道理，但有一件事他是知道的，一座城市里成年男子比例过高绝不是一件好事，反倒是社会地一个极大的不安定因素。^^^^
此外。由于经济条件欠佳，生存环境恶劣而造成的人均寿命过短，婴儿死亡率过高。工作劳累，生活贫困，缺医少药，精神压力大，也使得工人群体更易受到疾病的侵扰。年初的一场霍乱，仅仅一处几个小时内就死了数十人。多为穷苦之人。要知道霍乱一般可都是夏季多的，而众所周知，对于穷人来说，此一病症几为不治之症。而在其时医疗卫生条件十分恶劣的情况之下，一些极为平常的病痛都极有可能使人丧失生命，因而普通工人地平均寿命是较低地。对于抵抗力极弱的儿童而言，这一问题就更为严重，甚至有时生两个死一个。===
工人收入的低微也使得工人家庭节衣缩食。生活水平极为低下。许多人往往只求“一啖饭地，以暂维生，于愿已足”。因收入有限，不少人的大部分开支均用于基本衣食所需，甚至连衣服费用都少得可怜，绝大部分只能用于食品与燃料。从成都和上海工人家庭生活费的比较中不难现，沿海大城市工人家庭生活费中食物费所占比例远低于内地工人家庭。而杂项费用比例则接近为内地工人家庭的两倍。这使他们更能享受到都市现代化进程中所带来的对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升。而从各类杂项消费中也可以一窥内地工人家庭地生活观念和消费方式，日常杂项的消费中日用、医药等满足生活必需的项目占了较大比例。*****这些还只能说是为生活所迫，杂项中的另一项较大的花费为嗜好，即指赌博等不良习惯，这主要是由于工人们生活苦闷，加之他们多迫于生计而失去上学的机会，文化水准普遍不高，缺乏正当的娱乐以消解疲乏所致，当然也与不健康地社会风气密不可分。相比之下他们对教育地重视是显然不足的，这在他们地子女教育中也有所体现，贫困及对教育的忽视使得工人子女的受教育程度也往往偏低，这不仅会对其时成都的人口素质形成影响，也使得广大的工人子弟在将来的择业及社会流动中也往往会不得不去重复其父辈的道路。虽然由于义务教育法的颁布，这种情况多少有了一些好转，但即便是张文英和蔡元培心里也清楚，成效其实远不像教育部公布的那么乐观，许多认为生计所迫，小小年纪便要出来务工，而政府的执行力度相对有限，还不可能面面俱到，沿海沿江等地自然要好得多，至于内地就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了。
对于张謇来说，眼下真是一个两难的困境，不管怎么做似乎都是不对的。内地本就极度贫困，继续放任沿海的商品流入内地，无异于雪上加霜，然而若是有政府出面阻止，且不说本身便是陷入了地方保护的怪圈，总统会不会答应权且不说，这样一来沿海也会贫困下去，光是江浙商帮的唾沫星子都能淹死他。至于胡汉民经济本就不是他所在行，这个时候更是拿不出主意来，不过这个时侯不说话似乎也是不对。
“说到内地也不只是西南而已，华北的一些地方我也有走过，情形似乎还不至于全是这般差，此外还有西北，不过那里的情况我就不甚了解了。”胡汉民很谨慎的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华北有一些张文英主导投资建设的重工业基地，像天津青岛这样的沿海港口城市展的也还算不错，但胡汉民也不敢把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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