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英阅读了大量的调查报告，同时还亲身深入农村做了一些调研，当然，作为他而言并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一直在农村亲自调研，整个过程更多的只是走马观花，然他对于中国的乡村也大体上有了一个基本的概念。
从乡村经济这方面而言，中国与日本，特别是明治维新前的日本有着较多的相似之处，同样是人口密度较大的农业国家，同样是农村人口基数较大，人均资源少，即便是在城市，工业和金融业的底子都非常的薄，农村就更不用说了，依靠资本改造小农和农村，是一条难以走通的道路，如果硬要推行，选择资本消灭小农的道路，农民将被迫非农化，风险是非常高的，一个搞不好是要出大乱子的。
对于张文英所描绘的未来的前景，一些人已经开始有些心动，然而即便是这部分人心中仍有不小的疑虑，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没人说得清张文英这么做的目的，所以对于能否达到较满意的结果他们心中实在是没底。
“为什么我们的改革搞了这么久，结果还是收效甚微？”张文英冷不丁问了一句，大家都低着头没有人接腔，张文英也知道他们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自顾接着说了下去，“我记得有人说是因为中国人多地少。这固然算个原因吧，可我们不妨看看日本，他们不是更加的人多地少，可人家还不是干的很不错，真正向美国人那样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的国家总归还是少数嘛。一般而言，土地要素在农村总是短缺要素的，这是一定的，从来没听说过谁会嫌地太多的，而资金要素在农村才更是极度稀缺的要素。大量的资金每年通过各种方式流出农业农村，谁都知道城里好赚钱嘛。这样一来，相对而言，劳动力是过剩的。土地是短缺地，资金是高度稀缺的。没有钱，一切办法都是胡扯，这种条件下要是能把乡村经济办好才真的是奇怪了，现在这个样子，经济破败。资金不足，高利贷盛行，终日里不死不活的，反而是正常的。如果说能够让资金回流到农村，再循环再生产，农民可以买卡车，买种子化肥，买这个，买那个。甚至可以自己做生意，是不是情况会好一点呢？当然，如果还能在更进一步。那自然就更好了，然而这一切的前提都是要有钱，没有钱这一切都只是一句空话。”
张文英地话一下子让所有人都来了精神，尤其是起初还认为这次会议与自己关系不大的胡汉民，他是财政部长，所有人都知道他这个财政部长不好当，毕竟政府的钱袋子一直都是非常干瘪的。
“先，综合农协是农民自己的组织，应坚持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不臣属于任一政府机关，当然，也更不会臣属于任何团体或个人，从而保证其相对独立性的地位。为保证农协组织及其负责干部真正代表入会会员利益，就必须真正实行民主投票选举，而不能由农民组织外的组织或个人用“伯乐相马”的方法选择。事实证明，伯乐相地马，好马特别是千里马不太多，反而是赖马、差马、坏马不少。更何况是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让不常有的伯乐去指派农协组织及其负责干部候选人，自然不是一个好的制度安排。”张文英自然清楚这些人地想法，眼见有利可图，他们自然不会错过，所以一上来便讲清了成立农协的条件，这话一出口，便让大家深感失望，不过大家也都知道张文英的手段。他不让人插手。自然是有的是办法对付那些敢于犯禁的。当然，也没有谁会不识相到这个时侯提出退出。张文英的威信便不提了，何况会叫他们过来，自然是要叫他们有利可图的。
“在农协管理方面，必须坚持一些必要原则原则，例如定期召开会员代表大会，向会员报告农协的工作，听取会员的意见和要求，讨论和决议农协地重大事宜。为保障会员的基本权利，农协的干部实行选举制，而且必须从农协会员中产生，至于具体办事的职员则实行雇佣制。采用一人一票制的管理方式便充分挥会员的权利。对于选举农协干部，决定农协事业的方针等事项，则不能因会员出资的多少，或其他条件的不同，而导致会员之间所享有地权利不同，而是每位会员一人一票，大家都享有同等的选举权和表决权。当然，农协经营并不是都要以全体组合员大会的形式，一人一票，用多数票决制来决定农协的经营活动，也可采用征求意见和协商等办法加以运作。为确保会员的主体地位和经济利益，虽然农协也可以吸引一些准会员，但是准会员只有参与权，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并且其利用农协的各种业务设施的总额原则上不得过正式会员利用总额的协在业务经营上，与农民不是一买一卖、讨价还价的关系，而是合作关系。如农协为农民推销农副产品，供应农业生产资料，采取代理形式，农协只收取手续费，手续费地比例是由组合员代表大会讨论决定地，不经营有损于农民利益的业务，甚至在一些业务方面可以赔本经营。农协还利用自己地技术推广网络，无偿向农民推广农业科学技术。”
“经营农协怎么能够不赚钱呢？更加没有赔本赚吆喝的道理。”张文英的话音刚落立刻满座哗然，纷纷表示不能理解。
“那就要看着赚的是谁的钱，赔的又是谁的钱了。”张文英不紧不慢道，“先要搞清楚的是，农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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