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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班活大家要是抓紧干有四个小时就够了，一排炮三十个两米半深的钻孔，两个风钻一个小时也就完活，装炮放炮排烟有半个点也搞定了，装渣卸渣挂车甩车也就一个小时左右，最后孙总收尾，测量好点位，在掌子面上用白铅油画出隧道的边缘，再画上钻孔点，下一班来了就按画好的点钻孔。 大家一听干完可以回家，这十六个人里就有十二个有家在水库的，都想快点干完回家，走山路最多也就一个小时就到家了，才晚上九点多钟不耽误搂老婆睡觉。所以郝正贤刚讲完话两个风钻工就坐轱辘马子斗车被卷扬机放进岩洞里去了。其他人都坐在工棚里闲聊扯皮，只有孙总在炕角半躺半卧闭目养神一言不发。按着工作程序，进洞里干活的人总是少数，多数人在工棚里闲聊。打钻的上来，放炮的下去；放炮的上来，装渣推车的下去；这样工棚里的人至少有三分之二闲呆在工棚里。坐在一起不说话都会感到憋屈。所以尽管文革风吹得人人谨小慎微，在大家彼此熟悉了解的小圈子里，不贴政治边的话也敢放开的唠一些。谁也不去上纲上线断章取义，所以郝正贤这个班组的人相处的都很融洽。“老谭，你这帽子不错，在沈阳买的吧。我戴戴，大伙看精神不？卖给我吧，等哪天你回沈阳再买一个。”“你要要我的帽子我得谢天谢地，白送给你了，我分文不取，就怕政治部不同意。”“这管政治部什么闲事？”“你不明白吗？老谭说的是他那顶右派帽子。你以为是这个料子帽呐。美得你。”“老右派分子你敢耍我？不怕我这革命铁棒子砸碎你的狗头？打倒老右派谭满汉！”工棚里传出一片笑声。就这样，你一句他一句我一句的说着笑话，深了浅了彼此都不介意。这三位右派分子细分起来都是倒霉蛋之类的产物，解放初期的知识分子的通病就是清高自傲，文人相轻谁也不服谁，知识分子堆里嫉妒心、报复心强的伪君子也不在少数，互相坏起来都杀人不见血，他们耍的阴谋要远远超过那些绿林土匪强盗。这样一来，对那些奉行礼义廉耻愚忠报国又认理倔强的人就在运动中成了倒霉蛋，他们不愿低头认罪，不会脑筋急转弯，对上级领导的态度动不动就“不为五斗米折腰”，所以就彼此两派人大开杀戒，唇枪舌剑地斗在一起，结果党委一高兴：“你们统统都是右派。”谭满汉这三位就是给胡风主编的刊物投过稿件，胡风和把持文化大权的周扬不对付，私怨变成了公愤，胡风被周扬定性为反革命集团，他们三位虽然谁也没见过胡风什么模样，也不认识胡风的“庐山真面目”，就因为刊物上有他们三个人的文章，几篇歌颂党歌颂祖国的小诗，就招到批判，他们根本不服，据理力争辩解他们的诗歌如何言爱党爱国之志。当时他们在的党委还算通情达理，没把他们定什么反革命集团成员，这一劫算逃过去了。可是到了五七年反右斗争，新爬上来的党委书记正好是五二年互相残杀的死对头，鸡蛋里挑骨头大揭大批这三个倒霉蛋。知识分子多数是聪明的，谁不跟着党委跑呀，所以他们三很快成了众矢之的，从此他们三人也就老老实实当上了右派一直到今。“大右派老谭，闲着没事给大家讲个故事吧。”“对，你先讲，然后我们听完了批判。”在这个班组里，大家听老谭讲故事已是家常便饭，老谭也不戒备这些人，他故事也多，天生爱说话，不让他写和说他就会上吊死去。他出身好是个贫农，定右派纯粹是破嘴爱说祸从口出，外加他有个倔老祖宗的遗传基因。现在他也油了，他知道自己从来没有反盆子思想，固然就说不出反盆子话来。他清了清嗓子，盘腿坐在火炕上，一拍大腿就算拍了惊堂木，开说：“我给大伙说一个我在中学时我的老师给我讲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对我启发很大，他让我明白了人生一个重要的道理。老师对我们学生说：‘在中国古代有一位智者叫闲云野鹤，他从小就勤奋好学，孔子讲十五而学，三十而立。他在十五岁的少年时期就去拜访一位年长的智者。他问长者，我如何才能变成一个自己愉快、也能够给别人愉快的人呢？智者笑着望着他说，好孩子，在你这个年龄有这样的愿望，已经是很难得了。有很多比你年长的人都不问这样的问题，从他们问的问题本身就可以看出，不管给他们多少解释，都不可能让他们明白真正重要的道理，因为他们从来不问做一个给自己和别人都愉快和幸福的人的问题，他们不肯给别人快乐自然就会有很多痛苦缠绕着他们，就只好让他们那样好了。少年满怀虔诚地听着，脸上没有流露出丝毫得意之色。智者接着说，我送给你四句话。第一句话是，把自己当成别人。你能说说这句话的含义吗？少年回答说，是不是说，在我感到痛苦忧伤的时候，就把自己当成是别人来看待，这样痛苦就自然减轻了；当我欣喜若狂之时，把自己当成别人，那些狂喜也会变得平和中正一些了？智者微微点头，接着说，第二句话，把别人当成自己。少年沉思一会儿说，这样就可以真正同情别人的不幸，理解别人的需求，并且在别人需要的时候给予恰当的帮助？这位老智者两眼发光，继续道出第三句话，把别人当成别人。少年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不是说，要充分地尊重每个人的独立性，在任何情形下都不可侵犯他人的核心领地？智者哈哈大笑：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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