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接着，他们为了表明自己忠心辅弼、不敢揽权的心迹，索性完全交出兵权，将善补营的兵权也交由奕譞兼管，同时还奏请解除了一些兼职，比如载垣的銮仪卫、上虞备用处事务、肃顺的管理理藩院事务等，这些都是管理皇帝禁卫军、随从护卫等事务的要职。
就像肃顺说的:“毕竟他们是帝后，有些事，我们不能抓得太紧，小皇帝日后亲政，到底要来翻这笔老账。”
他们一呈上这些奏折，西太后立刻痛快地答应了，这正是她求之不得的事情。
二十三日，大行皇帝梓宫由避暑山庄启驾。原先计划小皇帝与两宫皇太后，奉大行皇帝梓宫，从热河启程返京师。两宫太后和皇帝只陪了灵驾一天，就以皇帝年龄小、两太后为年轻妇道人家为借口，从小道赶回北京。同时她们令肃顺护送棺木，载垣、端华、景寿和穆荫则扈从小皇帝。
二十九日，小皇帝奉两宫太后回到北京紫禁城。因为下雨，道路泥泞，灵驾进行迟缓。皇帝奉两宫皇太后间道疾行，比灵驾提前四天到京。
两宫皇太后到京后，即在大内召见恭亲王奕訢等。
三十日，发动政变。
皇帝与两宫皇太后，下谕宣布载垣等罪状:
“上年海疆不靖，京师戒严，总由在事之王大臣等筹划乖张所致。载垣等不能尽心和议，徒以诱惑英国使臣以塞己责，以致失信各国，淀园被扰。我皇考巡幸热河，实圣心万不得已之苦衷也！”将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圆明园被焚掠、皇都百姓受惊、咸丰皇帝出巡的政治责任全扣到了载垣等八大臣头上，而且以擅改谕旨、力阻垂帘罪，将八大臣逐出军机。
这份谕旨是两宫太后和醇亲王奕譞在热河行宫准备的。
咸丰皇帝希望儿子能够在大臣的辅佐下坐稳江山，但他恐怕没有想到两宫皇太后会联手对付八大顾命大臣，一旦“御赏”和“同道堂”两枚印章的人联合，八大臣就会陷入被人宰割的境地，八大臣所拟的圣旨如果没有钤盖两枚印章，圣旨就无法生效。
自七月十七日咸丰驾崩，到九月二十九日回京，期间有74天的准备时间，于是，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訢先发制人，将政敌一网打尽。
十月初一日，命恭亲王奕訢为议政王、军机大臣。随之，军机大臣文祥奏请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
初三日，大行皇帝梓宫至京。
初五日，从大学士周祖培疏言“怡亲王载垣等拟定‘祺祥’年号，意义重复，请更正。”，诏改“祺祥”为“同治”。
初六日，诏赐载垣、端华宗人府空室自尽，肃顺处斩，褫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职，穆荫发往军台效力。
初九日，载淳在太和殿即皇帝位。
二十六日，礼亲王世铎奏遵旨会议并上《垂帘章程》。懿旨:依议。
十一月初一日，同治奉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御养心殿垂帘听政。垂帘听政之所设在大内养心殿东间，同治帝御座后设一黄屏，慈安皇太后与慈禧皇太后并坐其后。恭亲王奕訢立于左，醇亲王奕譞立于右。引见大臣时，吏部堂官递绿头签，恭亲王奕訢接后，呈放在御案上。
想来慈禧本来没有文化，但她注重学习。
两宫太后命南书房、上书房师傅编纂《治平宝鉴》，作为给两宫太后的教科书，仿照经筵之例，派翁同稣等定期进讲。
这次政变，因载淳登极曾拟定年号为祺祥，故称“祺祥政变”；这年为辛酉年，又称“辛酉政变”；因为发生在北京，又称“北京政变”。
至此，朝廷迈入了太后执政的时代，大清至此走向没落。
祺祥政变后，宫墙内两宫垂帘听政暂时平静了宫廷中激烈的政权斗争，但宫墙外太平天国直指王朝统治，两宫太后召见群臣，颁发诏书，不惜一切代价镇压太平天国农民军。
清军已基本丧失军事能力，朝廷只有依靠汉军，在这种情况下，恭亲王进行了大胆的军事改革尝试，重用曾国藩，此后，朝廷的军事重权一直由汉人掌握。这是恭亲王最被人称道之处，虽与肃顺为敌，但对肃顺的政策、路线毫不存成见，善则留，恶则去，绝不似一般政争中人亡政息、全盘否定的习见形态。
如肃顺权力支持曾国藩，当肃顺垮台后，颇有人为曾国藩危，亦为国事危，怕曾国藩以肃顺党的嫌疑而被夺其兵权，结果恭亲王反进一步支持曾国藩。
同治皇帝嗣位的第十天，朝廷发旨:
谕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着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浙江全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督以下各官，悉归节制。浙江军务着杭州将军瑞昌帮办；并着曾国藩速饬太常寺卿左宗棠，赴浙江剿办匪贼；浙省提镇以下各官，均归左宗棠调遣。
这道上谕，保证了曾国藩能畅行其志。一总督而节制四省，以及驻防将军为总督帮办军务，在满清都是前所未见之事，但这是个不得已的解决办法。
曾国藩脑袋很大，典型的汉人头型，头发编成一根辫子拖在脑袋后面，中量身材，言语迟缓
本章未完，请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