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的不错，有些事情，你如果采取强制的手段，老百姓反而会产生抵触的情绪；可如果让老百姓能够见到利益，你不要求他们也会跟着你走的。(本章由转载發佈)”孙纲对爱妻的主意表示赞同。
中国的第一个科技开公司“天工公司”（有点取“天工开物”的意思）就此成立。
“天工公司”是一个纯粹商业性质的科技开公司，主要研究人员除了赵春泽戴天雷等一干“科学怪人”，还包括谢缵泰、詹天佑、魏瀚、陈兆翱等中国工业的开路先锋，以及孙纲要求各省推荐的一些有成就的技术工作者，加上一些从外国聘请的专家。“天工公司”成立之初，经孙纲的提议，李鸿章批准度支部拨款5万银元为“官股”入资“天工公司”，作为“天工公司”期开办经费，马以“北洋商贸集团”的名义出资万银元作为“商股”，这时民间的一部分商人可能看好这个中国第一个科技开公司的“前景”，联合出资万银元入股，这样“天工公司”就有了1万银元的股本，顺利的开办了起来。
“天工公同”的所有高级管理人员都是经董事会选举出来的，很多来自“北洋商贸集团”，里面甚至有一些还是从国外“海归”回来的，业务能力都相当强，“天工公司”成立之初，孙纲和马都去“剪彩”，一方面是表示庆贺公司初创，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这个公司能真正起到“带头羊”的作用。
由于官方出资不少，而整个公司却是“纯商办”的。李鸿章倒是没说什么。但张之洞却对此表示了很大的担忧。
张之洞认为，象“天工公司”这样地事关国防重务地企业（“天工公司”接受了为中国海6军制造飞艇的订单），没有官方的控制和监督是不可想象地。而且国家投了巨资在里面，一旦企业生亏损，官方的利益根本不能得到有效的保证，而且张之洞还认为，“商人嗜利轻义，行事往往不顾大局”。因此坚决反对“纯商办”的运作模式，坚持应该走“官督商办”的路子。
孙纲和张之洞谈过后才知道，为什么“中国重工业创始人”之一的张之洞张大总督，经营了那么多地中国工业企业，如汉阳钢铁厂和纺纱局等，到后来却大多陷入亏损的困境了。
即使是象张之洞这样的卓越人物，因为深受封建时代等级制度的影响，骨子里对商人有一种天然的不信任感在里面，因此坚持这些对国家来说至关重要的工业企业都要有官方的监督和控制。
中国封建社会历来轻视商人，自古就有“士农工商”的排列顺序。把商人排在了最末位，但到了清代晚期，国家机构容纳不了那么多的士子成为官员，这些人为了生计，只能去想办法为自己增加财富，而最好的办法就是从事商业。随着大量有官绅背景地人加入到商人的行列里来，商人阶层的地位已经生了明显的变化，到了十九世纪末。商人在“意识形态”上的地位已经开始被人们重新认定，但中国上层有很多人对此仍然感觉到不那么“适应”。
孙纲为此和张之洞等人进行了多次恳谈，张之洞毕竟是在中国重工业方面有极大影响力的人物，又是政务院参政之一，不做好他的工作，好多重要的展计划得不到他地配合，想实行起来应该是很困难的。
孙纲对张之洞说，“中国自古积习相沿，视工商为末务，因而国计民生。日益贫弱。而宋时凭工商之利，偏安一隅。犹得延国祚数百年，千载尚见诸史端，文人儒士视而不见者，诚可怪也，泰西诸国亦有士农工商之分，然未见有扬此抑彼者，其国之巨商亦可为显宦，多有因商使国得大利而获爵位者，民间倍受尊崇，无稍有歧视。今中国事事与西国相反，追美揖欧，岂非空言！官商本非一体，若强使合之，官权则大于商权，损商益官，势不可免，官权大而经营之道非官所长，商权弱又无利可图，久而官商渐行渐远，则其势可为乎？为今之计，莫若全改商办，官则按股抽红，或厘定时限，收回官本，厂则交由商民自主，商为获利当努力经营，官资亦无损而有增益，为两全之计也。”
孙纲的意见得到了刘坤一、谭钟麟和陈宝箴等人的支持，刘坤一对张之洞说，“若复狃于官督商办之说，无事不由官总其成，官有权，商无权，势不免本集自商、利散于官不止，招股之事叠出，从未取信于人。即招商、织布等局，成效可观，究之经理归官，利又无几，于商情终形隔膜。若全由商办，其所收效果宁有涯矣！”
当时在座的轮船招商局总办郑观应和工业部部长张謇及商业部部长盛宣怀也都对孙纲的看法表示支持，听了这么多人的意见，张之洞的心思总算活了，并在张謇的强烈要求下，同意把他创办的一系列工业企业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大冶铁矿、汉阳铁厂机器厂、钢轨厂、湖北织布局、缫丝局、纺纱局、制麻局、制革厂等一大批中国近代工业化企业（目前因为“官商争利”地关系都出现了一定地亏损）也全部改为“商办”，“为侪民之表率”。
既然张之洞都松口了，孙纲回去后和马商议之后，干脆把“北洋船政局”也改为“商办”，王炽和马及台湾林氏集团所帮助筹集解付的海军造舰经费折成股份，“按股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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