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杰稍作休息，便开始写信，第一封信是写给家中的，告知父母自己已经调职到了南京的消息，希望能让他们安心，不用再为自己的安全担忧。
第二封信是写给在上海的鲍尔的，告诉他，自己已经到了南京的消息，让他抽空过来一趟，商量一下商业上运作的事情。
写完信之后，范杰又倒了杯咖啡，静静的坐在那里想事，过来一个多小时才终于躺下休息。
第二天早上范杰醒来的时候，时间还早，洗了把脸，他便去楼下做运动，顺带把早饭买了回来。
回来的时候，范杰看到自己的手下都起来了，欣慰的笑了笑，他们只是比平时起得稍微晚一点，考虑到他们几天来一直随自己跑来跑去，也难得多睡会儿。
吃过早饭之后，范杰便带着赵祥按照约定的时间，到了中央军校。
在范杰的后面稍远一些，跟着两名警卫，这是范杰自己琢磨出来的一个办法。
如果有人想要对付你，那么必先要了解你，自然跟踪监视也是必然的，派人在自己后面，查看是否有人跟踪自己，在进行反跟踪，相信应该一个是对付敌人的好办法。
来到中央军校与师兄酆悌见面后，师兄便带着范杰去见了时任中央军校教育长的张治中，张文白将军。
昨天范杰过来的时候已经是星期一下午了，一般军校每个星期一上午都要举行“总理纪念周”，一般由教育长张治中将军亲自主持。
而每当蒋总司令在南京时，也会时不时举行扩大的“总理纪念周”，由蒋总司令亲自主持。
在南京的国民党及政府要人大都参加，有时南京的中央政治学校、中央警校和其他军事学校也来参加。
蒋总司令的“训话”主要内容一是表明自己是总理的忠实信徒，坚决实行总理遗教，救国救民，对得起总理的在天之灵；二是表示抗日愿望，但又强调“攘外必先安内”；三是宣扬孔孟之道，以及“曾国藩家书”和“曾胡治兵语录”、“新生活运动”等。
昨天上午便是由蒋总司令亲自主持的，结束之后，张治中将军随蒋总司令去了军事委员会，商讨南方围剿红军的作战计划。
军校校本部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同院，分门进出。校长蒋总司令的南京官邸，建在军委会和校本部之间，它是一楼一底的一般建筑，并不华丽，其意图是以示对两个单位特别重视，同时便于掌控。
范杰对张治中先生还是是很敬佩的，不仅因为在历史上一二八，八一三两次淞沪会战还有以后的几次战斗都会他指挥的，还因为他从不贪恋权位的个人品质。
张文白先生今年41岁，是安徽合肥巢县人，与恩师卫立煌算是同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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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在黄埔时，他就当任了蒋总司令的副官处处长，主管国民革命军的人事、编制和事务。在很短时间内便把参谋、作战、情报、政治、财经、后勤、卫生等单位建立起来。这显示了他的组织才华，深得蒋总司令嘉许。
在之后的北伐中，他为蒋立下大功。他只做事，不擅权，蒋对他更加放心、重用。
北伐结束后，蒋没有让张闲散，派他充任军政厅长的重要职务。军政厅是军政部的前身。蒋总司令定都南京后，军政业务大为发展。张治中悉心筹划，事必躬亲，从体制、结构、业务、人员各方面打下基础，成绩斐然，颇得蒋的欢心。
黄埔军校在广州办到第七期就迁来南京，改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其体制、组织、课程、人事大体沿袭黄埔而大加发展，骨干仍为黄埔师生，由何应钦主持其事，主要任务是为蒋总司令培养大批军事干部。
但后来何应钦与蒋总司令闹反，等蒋总司令重新上台后，对何应钦的信任降到的极低。所以从1928年秋起，便由张治中任中央军校教育长。
而他也将全副精力和时间都投到军事教育上，使中央军官学校由无到有，由小到大，办成一个具有现代设备以及人才济济的军事教育机构。
张治中到中央军校不久，就爆发了第一次蒋冯大战。蒋的后方需要一个得力的人支援任命他为武汉行营主任。
历来充当蒋的行营主任的人很多，然北伐时充当行营主任的，只有邓演达、李宗仁、白崇禧。张算是早期的主任人选，时仅三十九岁。
西北军的战斗力不弱，平汉线上反复争夺，战况激烈，但蒋总司令终于取得了胜利。
战争结束，张治中为了避免参加剿共军事，立即要求解除兵权，回中央军校。当时的风气，拥兵自重是一般军人的素志。而张则反其道而行之，不带兵拥兵而甘心退办军事教育。既表示了对蒋的忠心，且显示自己毫无野心，因此甚得蒋的欢心。
蒋总司令是个权力欲极强的人，自己要爬到最高位置，而又时刻提防别人取而代之。他对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始终不放心，因为他们常常觊觎他的宝座。
1928年蒋总司令下野时曾征询何、白等人意见，何应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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