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举人注意到那个年轻人，却不想那年轻人也正留意着他。
马举人自然不认识他，却绝不会没听说过他，那年轻人正是民国的大总统张文英。他向来相信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刚刚视察过晋冀鲁豫四省的部分地区，对于农村的具体情况也有了一些更加直观的印象，对于他来说，这个时侯最需要的便是找一个传统的士绅更进一步详加打听，以印证自己的一些看法，例如就像马举人这样的。
那些地方上的新士绅们大都并没有历年积攒下的威望，所赖以掌握地主社会支配权力的资源基础也绝非人的教育和学识。具体分析他们的迹凭藉和途径，虽然表现各异，但也有一个共同点，即均靠的是谓的两种：军事的武力，经济的财力，而靠武力迹与靠财力迹者，数量上大体相当。靠武力迹者，大多出身家境清寒的平民家庭，其中不少是好勇斗狠的无赖、混混；靠财力迹者，则大都是小商人出身，其中不乏一夜暴富者。这些人不要说什么威望，甚至原本名声便不怎么好。
就时期而分，早期迹者，其凭藉主要是武力，其权势资源为团练、帮会。他们拥枪自雄，独霸一方，实际上就是一地的土皇帝，时人称之为团阀，其势力范围，大者为一县甚至数县，小者为一区或数乡。“凡拥有枪枝数百杆者，即自称司令；仅募徒手数十人者，亦称官长，是以所谓司令者，到处皆是，彼此各据一方。凡地方财政赋税收入，截不解省。”他们之中虽然也有少数作过一些保护地方和对地方有利的公益事业，但大多数以掠夺和鱼肉百姓为生，在其势力范围内生杀予夺，独断专行。叱咤一方，劣迹累累。在清末以前，民团领袖上为有正途功名的士绅，之后则渐渐转移到由地痞恶霸组成的团阀之手。这个时期，随着地方社会军事化的进程，团阀们凭藉强大的武力资源。重新塑造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式，在张文英削藩的过程中，为了打击军阀势力，对这些人的力量还有所依靠，他们的势力甚至还有所展。其实所谓团阀与军阀并无本质区分，不过是视其军事实力而定。只要控扼部分军事资源，即可称霸一乡一区一县，成为叱咤一方地权势人物。这几乎成为当时边缘社会成员积累财源权势和谋求晋升之阶的捷径。影响所及，社会风尚和坐标观念亦为之改变。例如河南各地普遍流传着“要当官。去拉杆”的俗谚，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不为匪者室恨其懦”。愿为匪者老赞其能”的怪象。这种怪象不独河南一省为然，当时全国各地由土匪领摇身转化为地方“精英”者比比皆是。同时这一时期原本保境安民性质的民团与掠夺性地盗匪团伙已互相渗透，界限早已不再那么泾渭分明，地方当局剿匪不成，乃转而采取“以匪治匪”的办法，对一些拥有较强武力的股匪采取招抚政策，给予地方保安团队的名义授其匪以官职，民团领袖的社会构成亦因之而改变。
当国民政府的统治日趋稳固。军阀势力被逐步消灭以后，团阀们的出路不一，有些人见风转舵，主动投靠，最终成功跻身于基层政权甚至省县参议员行列，继续拥有其权势资源，有的则负隅顽抗，不服国家政令，企图继续割据称雄。其结果是被国民政府以“土豪劣绅”的罪名镇压或摄服。越是后来，迹者们所仰仗地越是自身的财力，其权势资源多为参与地方自治、教育、商务、党团及民意机关和团体的活动。他们在地方颇具势力，并以地方民意代表自居，上焉者把持县政，挟制县长，下焉者垄断乡曲，把持乡政，并在地方买田置地。承包税收。富甲一方。他们与早先地那些团阀绝不相同，团阀完全以我行我素的土皇帝自居。抗拒国家权力的制约和渗透，而他们则多希望在政治上寻求出路，他们虽然不再拥有传统功名，其行为方式在某些方面却承续了清末以前的绅士角色。但是，与传统文人绅士相比，这些新绅士在才德和威望方面均令人有今非昔比之感。他们所赖以支配基层社会的资源基础是强制性的武力和财力，而不是传统士绅所具有的对乡土社会的内在道义性权威、外在法理性权威和个人魅力权威，他们也为地方做过一些修桥补路、兴校办学之类的公益事业，但与其劣迹恶行相比，前者多为后者所淹没，即便有少数公正士绅反被这些有劣迹地新贵们从地方自治领域排斥出去，所谓劣绅遂成为基层社会的主要支配者。
掌握了这些情况之后，张文英曾自认为已经掌握了解决问题的关键，然而他很快的便现自己错了。那些乡间劣绅中危害最大的团阀已经被铲除了，民国新贵们比起传统文人绅士的确有一大堆的不足，严格论起来也不见得就差到哪儿去了，更重要的是即便把所有的问题都硬性剔除，农村经济地萧条局面仍然不可能得到好转，充其量只能算是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罢了。另一个办法是加大政府对于农村的投入，然而且不说如此巨大的财政负担政府是否有能力应付，事实上即便如此收效也同样微乎其微，至少那些普通的农民是感受不到的。
张文英对此并不精通，他手下那些留学欧美的精英也同样给不出理想的对策，张謇等人虽然提出了一些建议，但也不过是暂时缓解压力，并不能从根本解决问题。
在张文英看来，比起居住在城市甚至留洋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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